在湖南住建领域，约556亿元的工程款被收回，贵州安顺的一笔22.75亿元的政府应收款最终减至14.25亿元，并且履行期限推迟到2028年底——自2026年起，各地正在进行一场针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的“大扫除”。此次行动针对大约10万亿元的拖欠金额，截至9月9日，很多地区已消除了10万元以下不争议的小额欠款，部分地方的清理率已超过80%。然而，依然存在“纸面化债务”、执行力度不足及“边清边欠”等问题，清欠工作正逐步从集中攻坚转向链条治理。

从地方账本来看，今年的清欠措施明显比往年更加频繁。例如，广西在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专项治理中，前八个月共清偿了7.42亿元的欠款，完成率超过80%，所有10万元以下的不争议欠款也已清零。湖南在住建领域至8月份已追回约556亿元欠款，目标是到2026年化解80%，到2027年全部清零。云南文山州的76个政府及国企项目的欠薪问题也已全部解决，为4530名农民工追讨回7110.91万元。四川达州为3619名劳动者追回了4804.5万元的工资，欠薪线索的处理率超过98%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各地确实在还款，但这仅是“无分歧欠款”的还款情况，即双方对债务的事实和金额没有争议的部分。

从企业的角度来看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。以陕西的久一实业有限公司为例，该公司被多家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拖欠超过6000万元，尽管媒体报道后无争议部分已解决，其负责人仍表示“未审计的大部分款项尚未到位”，希望能加快审计进度。换句话说，官方数字里的“消号”项目与企业实际收到的款项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审计确认过程。

上市公司中锐股份的情况更为极端，其子公司安顺华宇对贵州安顺市西秀区林业局的应收款项从22.75亿元大幅减少到14.25亿元，采用现金和资产组合偿还，履行期限延至2028年底。企业被迫接受“打折还债”，背后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财政高度依赖上级，需要资金支持才能履约，许多拖欠金额已超过六年。

这种“官方数据漂亮、企业感觉冰冷”的现象，源于清欠统计口径的不同。官方完成率基于登记在册的欠款，而大量未审计确认的大额欠款尚未进入台账。这就像医院统计治愈率时，只计算已挂号的病人，而忽略在门外等待的人。

关于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的总规模，官方一直没有给出准确数字，不同机构的估算差异非常悬殊。清华大学的李稻葵认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拖欠债务约为10万亿元。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则认为其中“已形成拖欠”的部分约为4.5万亿元，而中证鹏元评级更低测算为2.8万亿元，这些显著的差异源于对“拖欠”的定义不同。

尽管各种估算有所不同，企业承受的压力依然很大。截至2026年6月底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28.6万亿元，约为上半年利润总额的七倍以上。2026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到，地方政府将发行4.4万亿元专项债券部分用于消化拖欠款项，但官方并未详细拆分这一数据。粤开证券以1-8月公开数据估算，用于清欠的新增专项债已超过8000亿元，另有机构预计全年用于清欠的专项债规模在3000亿至6000亿元之间，显示出资金投放力度可能超出预期。

8月27日，贵州发行58亿元的特殊再融资一般债券，显示地方政府还有3.2万亿元的余地可以盘活。然而，随着“纸面化债”的风险显现，国家审计署抽查发现部分退出融资平台的企业未达到退出条件，还有违反规定的新借贷情况，情况令人担忧。在执行层面，陕西商洛市一镇政府的案例则表明，清欠执行环节的尴尬与困难依然存在。